南村居士后花园 Anything about Photogrpahy

报道摄影中的“重复”运用
——从2009年“荷赛”谈开去

    曾记否，在作文课上，老师强调要使用丰富的词汇和句式去避免文章的单调。摄影，作为一种视觉语言，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但在表现手法丰富多变为主流的当代报道摄影中，有这样一种趋势，摄影师运用大量具有相似构图和形式感的照片进行图片报道。这种貌似新的潮流受到很多摄影比赛和图片编辑的青睐。就拿近两年的“荷赛”为例，归属此类的获奖作品不在少数。综观报道摄影史，使用“重复”的概念和方式并不是最近才出现并流行起来的。摄影照片第一次以组图方式应用于报纸的时候就使用过，那是1889的《费加罗报》，由Paul Nadar拍摄。透过研究报道摄影史，我们发现，“重复”的手法已经被滥用，某些背离了报道摄影最原衷的责任和信义。

报道摄影史上出现过的“重复”
    上文提到，1889年的费加罗报为最早被报章登载的图片故事，使用了重复的手法。

(Le Figaro, 1889)

    1954年，财富杂志刊出名为“普通工具之美”的图片故事，由Walker Evans拍摄。Walker Evans是财富杂志的第一位专属摄影师。从1984年开始，在“特别摄影编辑”的名义下，开始创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目的是让照片可以让观众“仔细、深入观察，而非为之高谈阔论”。这组工具就是其中的代表作。Evans认为，这些工具“幽雅、直白、纯洁，表现出阳刚和欲望之美，并成为隐喻劳工的标志”。


(Fortune, 1955)

    1966年，Life生活杂志登出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照片，用连续性的照片把事件经过表现出来，并在重要时刻上作记号，同时把关键的图片放大。这是关于肯尼迪遇害的照片中最为出名的，由商人Abraham Zapruder拍摄。


(Life, 1966)

    1969年，同样是Life生活杂志，用，11个版面刊出了242位于1969年3月28日至6月3日间阵亡的美军军官照片，近乎全部使用证件照的形式。在文字部分，仅使用简单的介绍，包括阵亡军人的姓名、年龄、所属部队和他们的居住地。读者在目睹那一张张英俊伟岸的面孔后，却要将他们跟死亡联系起来，必定是毕生难忘的经历。相仿地，《纽约时报》也用同样的手法报道了11/9事件。


(Life, 1969)

    说到Richard Avedon，很多人的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时尚摄影师，但在1976年，他的一组政治人物的肖像使他在报道摄影的历史上也占据一席之地。Rolling Stone杂志聘请Richard Avedon为“总统选举200周年”拍摄专题。Richard在这次拍摄中充分展现他的风格和信念。他认为，“真正的图片故事不只是候选人，还包括了众多构成美国政治领导体制的人”。整个图片故事包括70余张肖像，使用同一的白色背景和构图拍摄，文字部分只有寥寥的日期的姓名。这是Richard Avedon对“新报道”的回应，也就是在摄影中加如强烈的个人风格。这组照片将Richard从单纯的时尚广告摄影师领入报道和艺术摄影的殿堂。


(Rolling Stone, 1976)

    1997出版的Reportage杂志首次刊曝光了“红色高棉”S-21集中营的照片。这些属于监狱记录的照片是由年轻的美国摄影师Doug Niven和Chris Riley发现的。他们随后成立了图片社，把这些照片整理复原，并发表在各大媒体上。后来，这些照片成为审判“红色高棉”的有力证据。在2005年，南亚海啸的图片报道中，GettyImage的摄影师Andrew Wong也拍摄了大量有关“寻人启示”的照片，颇为类似。


(Reportage, 1997)

    Colors是一本集摄影、设计、插画等元素于一体的新闻报道杂志，创刊于1990年，以辛辣和挑战视觉的语言进行新闻报道。1996年Colors出版了一期以“战争”为主题的杂志，其中用另类的手法表现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的矛盾，对传统的新闻报道带来强烈的冲击。在这个专题中，使用跨页的形式展现一种武器的杀伤力，其中在左页用广告风格介绍武器，在右页刊出受害者的照片，极震撼（慎看！）。


(Colors, 1996)

    Colors也对传统图片报道的格式带来震撼性的冲击。无独有偶，2008年，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Colors用相似的方式报道了此次事件，标题是“受难者”，副标为“30张地震照片，30位祈祷的喇嘛，拥抱同一个希望”。同样是跨页结构，左页为祈祷的喇嘛，照片融合了中文、藏文以及浓重的宗教色彩；右页是灾区的照片。整个专集充满厚重的怜爱、关怀和希望。


(Colors, 2008)

    2004年，德国摄影师Ulrike Myrzik和Manfred Jarisch发表了一组关于“脚”的照片。他们指出，这个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脚”去讲述当代德国社会中，个人的故事，比如工作、阶级、年龄和性别。这些人包括：失去手臂的母亲，她能用脚为她的孩子穿衣、喂食；一位在喜玛拉雅山失去脚趾的登山者；巴伐利亚州第一为芭蕾明星，尽管她认为她的脚很有力量，很美，但观众往往读到的是这双脚承受的痛苦。这组照片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新闻报道形式的疆界，并被广泛模仿。2007年的一期Sunday Times Magazine里，也出现类似的题材，主题是手，来自各个阶层、行业劳动者的手。


(Myrzik, 2004)

    “重复”的手段已被广泛应用在报道摄影之中。作为报道摄影的“老大”，马格南图片社也在2005年推出一本名为M2的杂志，名正言顺地打着“重复”的大标题。其中包括17位马格南摄影师的“重复”作品。可以说，这本杂志对“重复”这种报道摄影中出现的表现形式作出了归纳和总结。




(Magnum, 2005)

“重复”的现状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发现，“重复”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表达，对整体报道营造出良好的气氛和效果。有的甚至必须使用“重复”的手段。作为摄影师自我选择的视觉语言，“重复”不被争议，但受到争议的是对这种视觉语言的滥用。
    “重复”已泛滥！
    笔者于07年在伦敦参加VII图片社的讲习班时，第一次觉得“重复”这形式真的“太超过”了。当时，摄影师Joachim Ladefoged展示了一组关于“健美者”的照片，很传统，尽管是黑白照，但却感觉丰富，有力。随后展示的一组“健美者”的肖像，四平八稳，“重复”的，在看前几张的时候，觉得有新鲜感，但当播放到第10张（后来还有不下50张），就感觉沉闷了，立马联想到很多其他摄影师的作品，Joachim Ladefoged不再是Joachim Ladefoged。可见，无论大腕小腕，都流行玩“重复”，而且玩得入迷，玩得迷失自我，玩得丧失了自身的唯一性和被识别性。
    09年“荷赛”的这两组作品，笔者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过往“荷赛”的得奖名单上，曾经出现出极相似的作品。08年Erik Refner的那组“终点线”，与这组“跳水运动员”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相似；这组“拳击者”也和2006年发行的“足球的面孔”类似。


(WPP, 2009)

    这又是为什么呢？通常，我们在评估一个图片故事的实施时，都会考虑到下面几点：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是否具有视觉上的亮点？是否具备可行性？对于策划一组以“ 重复”为主要表达手段的图片故事来说，对以上三点都有着“天然”的优势。就是说，更容易操控，更容易获得合乎大众读者审美观念的图片。既讨好评委，也方便编辑；既讨好观众，也迎合市场。

一些建议
    对现时的“重复”现象进行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它的存在，而是希望告诉那些知名的或想要出名的报道摄影师，千万不能掉进误区。报道的内容才是支撑图片故事的脊梁。即使在完美的视觉外衣包裹下，没有实质的内容和精神，那些照片也只不过是一张白纸，没有传播的意义，不能为明天留下历史。作为报道摄影，不管运用哪种表达方式和视觉语言，都不能让形式主导了整个图片报道。形式应由报道的内容所决定。在上文提及的经典例子里，可以看出，摄影师或图片编辑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来选择报道形式的。相反的，如果摄影师从开始就主观挑选了最终的表达方式，那么，整个图片故事将是牵强、肤浅、松散且没有张力的。
    无论采用传统或所谓“新报道”方式，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报道摄影师，应该谨记判定报道摄影的唯一标准，就是人道主义以及对人性的关怀，那才是报道摄影的灵魂。在Truth Needs No Ally一书中，Howard Chapnick问James Nachtwey在报道战争状况时，如何选择站在哪一边。他简单却意味深长地回答，“我站在人道主义那边，这是唯一你可以选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报道摄影的使命远比它自身受到审美的评判更重要。James Nachtwey那构图精准、宗教隐喻性强烈的照片让人动容，同样，Don McCullin那直接、粗犷、甚至审美上极不美观的映像也让人感动。因为他们都为人道主义抗争，传递着对人类的关怀。

参考书目
COLORS, 2008, Victims, Colors, Milano
H., CHAPNICK, 1994, Truth Needs No Ally,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ouri, London
MAGNUM, 2005, M2, Steidl, Gottingen
WPP, 2005, Things As They Are, Boot, London

第一部分 人类的视觉自传：报道摄影的基础
    第三节 关怀摄影师（The Concerned Photographer）

摄影结合了那些自发性和直接的元素，表明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就是这样真实的”，并且通过奇妙的魔力使之成为活生生的照片。这些照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会越来越有意义。
——Dan Weiner, The Concerned Photographer

    我的报道摄影生涯是丰富的，因为我一直扩大与摄影师的联系，他们热爱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不断自我完善，他们不把摄影单纯看作经济来源。这些性格特征就是关怀摄影师的定义。黑星图片社的关怀摄影师名单是冗长并另人注目的；在名单上的人都是与我知心的，他们共同分享我的新闻报道哲学。
    辨别纪实摄影和关怀摄影的界限是微妙的。关怀摄影师是纪实摄影师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对人类和人性的关怀是卓越的，是完全奉献的。记得有一次，我问James Nachtwey在报道战争状况时，如何选择站在哪一边。他简单却意味深长地回答，“我站在人道主义那边，这是唯一你可以选择的。”关怀摄影的殿堂里的那些摄影师，都是选择人道主义胜过自我利益，同情多于冷酷的。

Cornell Capa与关怀摄影师
    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的创始人Cornell Capa虽然没有明晰定义“关怀摄影师”，但他用了一个概括报道摄影传统的词汇在形容这样的摄影师。这个词汇将成为摄影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就像Henri Cartier-Bresson的“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和Edward Steichen的“人类大家庭”(family of man)一样。
    作为摄影师和报道摄影的拥护者，Cornell Capa用一种单纯的心态去追逐他的职业生涯，这种单纯的心态跟他的哥哥Robert Capa有着莫大的关系，后者在1954年于中印边境遭遇地雷而亡。Robert Capa、Werner Bischof、David Seymour、Dan Weiner等先辈的离世，使Cornell Capa决定去收集这些先辈的不朽作品，并宏扬他们所代表的传统。
    作为报道摄影师，Cornell Capa在1965年为纽约河畔博物馆的艺术指导Oriole Farb计划策划一个摄影展，展出Robert Capa、Werner Bischof、David Seymour、Dan Weiner、Andre Kertesz、Leonard Freed等人的作品。河畔博物馆自从30年代展出过Lewis Hinn的作品后，再也没有举办摄影展。Farb希望这是个有主题的摄影展，就像“人类大家庭”那样。于是她向Cornell Capa提出，找出一个可以将影展中各摄影师的作品联合起来的主题。
    Cornell Capa为这个问题绞尽了脑汁。最终，在1965年12月，Capa从水路前往墨西哥的途中，突然灵光闪动，他对妻子说：“我们一直在谈论Bischof、David Seymour、Weiner等人代表的传统，但我们说了更多，都没有解释这种传统是什么。它们的作品总联系着对人类的关怀，不是被他们的风格所主宰的。”就次，“关怀摄影师”这个词汇被铸造了。这成为河畔博物馆的影展主题，以及相关出版物的名称。
    为了给“关怀摄影”更精确的定义，Cornell Capa从Lewis Hinn处获得灵感。Lewis Hinn写到“有两种事情是我想做的，我想呈现那些被惩戒的事，也想展现那些被传颂的事。”Cornell Capa发现，他应该把关于“关怀摄影”的摄影作品收集整理起来。于是他在1966年成立的“关怀摄影基金会”，随后在1974年，它发展为国际摄影中心。在The Concerned Photographer这本书中，Capa表达了他对摄影师工作条件的担忧，不少才华洋溢的摄影师在工作中丧失生命。“今天，大量的照片被拍摄，但没有人会对拍照前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相机的制作技术越成熟，摄影的门槛就越低。摄影正在丧失自身应得的尊重，同样，摄影也逐渐失去真实性和公信力。摄影显然是最普及的现代艺术形式，它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最重要、最有效、最普遍的，事实和意志的传播工具。但我也深信，大众传媒因出版需要而对摄影的控制，会危及我们的艺术、道德和专业标准，甚至会埋没视觉艺术家的个性。
    “关怀摄影基金会”以及它所强调的，对生活和时代记录的真实性，影响了一代年轻的摄影师，继承了纪实摄影的传统，并把这种摄影哲学传递给未来的报道摄影师。随着《生活》、《观看》和《星期六晚报》等大众媒介被电视所取代，这种哲学成为报道摄影希望的脊梁。

那些关怀摄影师的前辈
    那六位在河畔博物馆举办“关怀摄影展”的摄影师，都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手法，不同的拍摄对象，不同的审美观念，但他们都延续了Lewis Hinn的哲学思想。
    Werner Bischof的视觉美学是简单、有力、严谨的，并带有显著的人道主义精神。Ernst Hass说：“Werner Bischof的为人可以与他的照片相提并论。他总是很幽默，有尺度的幽默。他很敏感，带男子气质的敏感。他的照片有绝对化的倾向，仿佛一颗沙石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孩童就是所有的孩童，一场战争就是所有的战争。”
    Robert Capa因那些在前线拍摄的战争照片而闻名，那些照片记录了残酷的战争，但却充满了人类的情感。他说：“我在西班牙内战时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随后，我经历了二战等惨烈的战争。我希望当这些战争都结束后，我可以成为一名失业的战地摄影师，直到终老。”只可惜事与愿违。
    David Seymour是位兼具激情与同情心的摄影师。相对与其他那些关注战争场面的摄影师，David更关注战争的无辜受害者，特别是儿童。Henri Cartier-Bresson对David这样评价，“他拿起相机的动作就像医生从袋里拿出听诊器一样，去平复他自己那颗平凡的心。”
    Dan weiner把社会意识具体化，“并试图将有意义的片段从琐碎的日常生活正提炼出来，”剧作家Auther Miller说，“他的作品不但透露出他深沉的严谨，也展现了他孩童般的好奇心。他的笑声仿佛就是他对快乐的渴望。”
    同在1966年河畔博物馆参加影展的，还有两位来自不同时代的个性十足的摄影师。其一是Leonard Freed，37岁的他当时正处于摄影生涯的鼎盛时期。他延续了Cornell Capa的理念，记录了当时的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六日战争”。他代表了一代未被肯定的关怀摄影师，Freed表示，“我突然觉得，我属于那种传统。”千千万万的摄影师追随这种传统，他们力图用视觉方式记录人类的历史。很多摄影师为之付出代价，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最后的一位是Andre Kertesz，他在Cornell Capa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位匈牙利人曾经帮助过早年的Robert Capa。在摄影圈中，Andre Kertesz的故事最为坎坷。作为一个有声望的欧洲摄影师，他在1937年来到美国，但他发现，欧洲的审美观念跟《生活》杂志华而不实的风格大相径庭。Kertesz从来也没为《生活》工作过，他起初是自由摄影师，后来成为Conde Nast出版社的合约摄影师。在纽约的生活使Kertesz感到痛苦、幻灭和孤独，因为摄影圈子并不欣赏他的作品。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使这位传统的纪实摄影师重新活跃起来。
    在1964年，John Szarkowski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了一次Andre Kertesz的影展，展出了40幅作品。随后，瑞士著名摄影杂志Camera Magazine的主编Romeo Martinez发表了一篇关于Andre Kertesz的特稿。Cornell Capa带着kerstesz的作品推荐给身在布拉格的出版人Anna Farova，这位艺术史学家曾为众多摄影师出版画册。最后，Capa把Kertesz带到日本举行影展，在那里，他最终获得认同和尊重。也是在日本，Kertesz从大英百科全书的Frank Gibney处获得工作机会。
    某种一样上说，默默无闻的Kertesz是因为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才没有被埋没。而其中，Cornell Capa扮演了重要作用，“他将一只禁锢在自我枷锁里的鸟放飞出来”。Kertesz的作品影响了随后的一代摄影师。
    1972年，Cornell Capa出版了《关怀摄影师2》，新增加了8位摄影师的作品：Don McCullin，对战争的痛恨促使他去记录了众多战争和冲突，如Cyprus、the Congo、Biafra、Vietnam、Cambodia、Northern Ireland、Bangladesh； Ernst Hass，探索自然界之美；Marc Riboud，寻求人类的共性；Dr. Roman Vishniac，记录了犹太人在欧洲的悲剧；Hiroshi Himaya，表达了日本人民对环境的重视；Gordon Parks，诠释了黑人面临的种族歧视问题；Bruce Davidson，深入观察了纽约的黑人生活区；Eugene Smiths，用图片故事赞美了生活和人性精神。
    “关怀摄影的传统是依然存在的，”Cornell Capa说，“令我惊讶的是，全世界有很多摄影师依然坚持在没有资助的条件下进行这样的工作。就像是一种信仰。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关怀，以及他们坚信这对我们的时代是重要的、中肯的。

其他关怀摄影师
    关怀摄影可以帮助改变世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遇到很多知名度较低的摄影师，他们有着非凡的贡献和激情。关怀摄影同样能变成“倡导型摄影”（Advocacy Photography），其中，摄影师会带着明确的目的，更主观投入地，阐述一个主题。
    Stephen Shames曾经用七年完成一个关于美国贫困儿童的专题，作为一个关怀摄影师，他成功地使用摄影这个工具去改变社会的面貌。在他拍摄这个专题期间，他跟他的拍摄对象同吃同住。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条件下，使Stephen更接近贫苦的人，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分担他们的痛苦，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他们。这都在他的照片中反映出来。与拍摄对象一起生活，通常会模糊了主观报道和客观报道的界限。有更多主观参与的新闻报道可能会带有摄影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但这样也同样使摄影师有更深入的观察力和揭示力。
    综观摄影史，摄影师用他们的相机去推广他们的关注的社会与环境事件。William Henry Jackson就是这样的摄影师。他的湿板照片帮助说服美国国会把黄石自然区指定为第一个国家公园，为后一带的摄影师留下这块瑰宝，达到了他初始的目的。
    另一位是Matt Herron，他自成一格，且是一个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激进份子。同时，他也是为报道摄影师，善于用摄影对他选择的主题进行抗争，我们称之为“对立摄影”（Confrontational Photography）。使用这种方式意味着反对暴行，并直接地对抗它，勇于作为冲在最前线的见证者。他这样做，是希望能通过把观察到的暴行戏剧化，达到扩大影响的目的。
    我第一次与Matt Herron碰面是在1963年，当时，他正在组织“南方纪实计划”。这个计划并不是为了拍摄民权斗争，而是那存在戏剧性对立的人与土地的背景。他梦想建立一个个人的档案，包括朝鲜战争期间的“贵格会”和反战情绪。Matt是“宾州种族平等议程”第一章的三个起草者之一。1962年，他与William Sloane Coffin牧师一起入狱。Herron跟之前提到的报道摄影师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他不仅仅作纪实摄影，而且积极地参与其中。
    1979年，Herron因抗议猎杀海豹，在加拿大被捕。当时，每年有74%的纯种白海豹被猎杀，它们仅仅3到19天大小。理论上，直接打击海豹的头部会使之直接死亡；事实上，需要好几下猛击才会至死。那些猎杀者是靠海豹皮获得报酬的，他们争分夺秒。解剖学家指出，有半数的海豹都是在未亡的状态下被剥皮的。Herronn成为第一个率领抗议者乘坐破冰船到达北海的人，他回忆道，“听起来像一次伟大的冒险，但如果我没有获得文字和图片约稿的话，我也许就不会去了。开始的时候，这个关于海豹猎杀的故事让一些杂志觉得老套，但最终，GEO杂志同意使用我的主意，所以我才去了。我是单独行动的，但我不确定能否达到目的，例如求证这种杀戮是否人道，海豹是否濒临灭绝，这种杀戮是否当地经济不可或缺的来源。”
    那是一次不可至信的行动，抗议者的目标是破坏白海豹的商业价值。他们会往海豹身上喷洒不可去除的有机染料。Herron预计，大约1000只海豹会因而存活下来。一但来到冰上，Herron马上开始工作，“我并没有参与喷染海豹的行动，因为那不是新闻报道范畴的事。尽管我也是抗议者，但我仍坚持我扮演的报道者的角色。我知道会有被捕的风险，但我想作为报道者和摄影师被捕，而不是喷染者。
    黄昏过后，已经驶过了冰洋的破冰船在夜间找到了豹群，Herron开始拍摄。突然，地平线上飞来四架直升飞机。Herron回忆道，“抗议者被驱散，像上演警察抓小偷一样。我尝试在冰上跑动，但湿滑不已。”这些照片从此不见天日，Herron被捕了，他的相机被查封。但最后，有一卷胶片被曝光，并成为事件的证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关怀摄影师为了事实的真相，可以牺牲个人安危，而Herron只是众多摄影师中的一员。
    接下来的一位是Flip Schulke。他是位孤立的人，性格古怪、精力充沛、固执。在Schulke的职业生涯了，他总是避免接受商业性的工作，而仅以报道摄影为生，对此，他引以为荣。尽管四十多年来，我和他的关系十分友好，但他对摄影和历史的负责，使我对他非常敬佩。他志趣和对社会的关怀是全方位的。“大部分年轻摄影师都使用报道摄影作为进入商业摄影的垫脚石”，Schulke对次感到失望，“你应该从最初开始想清楚你的信仰哲学并为之坚持。你不可能总让别人满意。当我想真正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时会像疯牛一样对人穷追不放。”
    Schulke在其职业生涯中选择的题材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实际上，很多本杂志都使用他的照片，而且题材广泛，比如1960，年代的民权斗争和领袖|Martin Luther King, Jr.，1970年代的海底探险以及美国的太空计划。Schulke坚信报道摄影师承担的是历史学家般的角色。
    任何关于关怀摄影师的讨论，如果没有认同Sebastiao Salgado的作品，那必定是不完整的。Salgado，在1980年代，成为领导报道摄影的马格南顶尖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基本都在第三世界国家完成。我第一次遇见Salgado是在1982年，他获得W. Eugene Smiths纪念基金人道主义摄影大奖。他历时七年的纪实摄影作品被出版在《The Other Americas》一书中，其中记录了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瓜地马拉的乡村生活。
    Jonathan Swift说，“视觉，就是看见不可见事物的艺术。”在一个Salgado演讲的开场白中，Salgado的策展人、著名作家、摄影评论家Fred Ritchin形容Salgado是一位“让不可见的事物被看见”的报道摄影师。他发现他拍摄的人物有种幽雅、成功感、胜利感；但同时，被生活的条件和不确定性所影响的人类的尊严感、自豪感、力量感，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Vicki Goldberg写到，“Salgado是一位自我指派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使者，报道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状况。那些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控权，只能期待那些富有的人理解他们，帮助他们。Salgado拍摄的主题是很广的，从西非的饥荒，拉丁美洲的生存与死亡，到全球手工劳作的消逝。”
    出生于巴西的Salgado本是一名经济学家，1973年开始从事报道摄影。他常居巴黎，但他的作品名扬四海。他最近的专题是记录机械化与电脑化对全球手工劳动者的影响。这长期的旅程让他去过很多国家：中国、印度、前苏联、孟加拉、古巴、法国、巴西和美国。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在巴西Serra Pelada金矿拍摄的精彩照片，那些满身淤泥的淘金者在泥泞中寻找细微金块的照片。
    1980年代中期，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西非地区，在那里，因干旱而导致的饥荒威胁了千万人的生命。Salgado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西非工作了15个月，记录了医护人员努力救死扶伤，为人类尊严对抗死亡宿命的过程。记录这个岁月的照片中，没有比Salgado的更能为人与自然的命运作出警示了。
    关怀摄影师的名号并不会为摄影师赋予神圣的定义，但如果有的话，Salgado必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每个人都会认为，他的作品给他带来无与伦比的荣耀和财富。Salgado的工作都由全世界的主要杂志资助；他的印制品被收藏者和影像机构大量收藏。被关注和流言并不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没有一个人去质疑Salgado的拍摄动机和工作收入。可以断言，他那些关于不幸和灾难的照片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并且对这个世界的两极差异有更深刻的理解。
    有时，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到精神紧张和沮丧。Edward Steichen在他的90岁生日演讲中说到：“在我起初对摄影感兴趣的时候，我认为它全然是一块芝士。我会把它当作纯艺术的一种形式。但今天，我是究竟不当它那么一回事了。摄影的使命就是，去诠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之间的微妙。那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而却像一棵娇嫩的植物一般纯真。”
    关怀摄影师都明白，他们的声音紧密联系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根本意义的追寻。

第一部分 人类的视觉自传：报道摄影的基础
    第二节 现实主义和善于接受的眼：纪实摄影的责任

    你知道，摄影师并非经常扑进烟尘的云雾里，而在外面游走，跟人们坐在草坪上，让孩子们肮脏的小手碰摸你的镜头。你让他们这么做，因为，你知道那是种大方的礼貌，必须让自己容易接受它。
——Dorothea Lange: Photographs of a Lifetime

    在Appalachia: A Self Portrait，一本摄影书籍的前言中，社会学家Robert Coles引用了一段在1950年写给物理学家兼诗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信，其中写到：
    有时候，我会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遇见很多的人，并且用心尽可能把他们的容貌记清楚。当我写诗时，我会尝试把我所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如果我是个摄影师，我会拍下照片寄给他们。
    照片可以改变世界吗？
    那些说照片不重要的人，显然是没有把问题想清楚的。更多的人会想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照片是否能改变公众对社会争端的态、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政府的行为。在我一生的报道摄影经历中，摄影确实正面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他们对重要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我看到有事业心和足智多谋的摄影师用照片的瞬间去阐述国际政治事件。如果有人还怀疑地球是否圆的，那么太空中摄影告诉了我们地球是那样的完美几何。摄影已经成为人类学家在野外工作的有力工具。而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也通过一些特殊的摄影技术所提升：微观、宏观摄影、X光摄影、电子显微扫描等等。Lennart Nilsson那里程碑式的照片，证实了处于猜想阶段的精卵结合概念，见证了对胎生研究的发展。摄影向我们展示了自然界，以及动物界如何形成社会功能。就算在摄像机使用前，Eadward Muygridge仍然使用静态照片去记录人类和动物的连续动作。
    报道摄影并没有停止战争、排除贫穷、征服灾害，但同样的，其他的媒体和机构也没有。但是，报道摄影为美国人和世界忠实地反映了越战的残酷，并影响了政府在海湾战争中的行为。80年代，报道摄影让世人关注并帮助那些处于饥饿和干旱中的西非人民。90年代，无情的索马里战争再次吸引报道摄影师的目光，他们唤起公众的同情心，并通过联合国对该荒乱的地区进行国际援助。W.尤金 史密斯揭示了环境污染对人自身的影响，他的照片向人们揭露了在日本因工业汞过度排放导致患有水俣病的畸形婴。我回想起在60年代黑星图片社的那些关于美国人权斗争的作品，它们极具意义，因为它们使美国人最终认识到那些人权运动是美国历史中主要的社会性里程碑。
    就算在今天，一个影响泛滥的世界，电视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力量的静态新闻图片依然更容易在读者的认知中留下印记。静态图像不再独存于视觉的浪潮中，而连同电影、视频和文字一起形成共生互助的关系，它们融合其他媒介来积聚影响力。摄影的存在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那些受雇于报纸、杂志的摄影记者，以及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自由摄影师，都不被认为与艺术有关。但纪实摄影师，正如其他艺术家、诗人和画家一样，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良知。Walt Whitman和Yevtushenko，Goya和Picasso，他们都生于不同世纪，不同的国度，但通过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一种对反抗战争和暴力的共识。
    摄影，作为历史的目击者，为大众意识中的审判提供了证词。报道摄影师就是那证词的传递者。今天，那些想要否认大屠杀存在的历史修正主义者，都被照片的史证而反驳。Margaret Bourke-White于1954年四月11日，在Buchenwald监狱所拍得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照片，成为德国法西斯政府的残酷行为的罪证。那堆积如山的尸体照片成为对800万犹太人、吉普塞以及其他大屠杀受害者的视觉记忆。
    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颁布决议，在Wannsea Villa杀害110万犹太人。50年后，在Wannsea Villa举行了一个摄影展，照片深刻而强有力地展现了历史的真相。
    摄影记者并不总意识到，今天拍下的照片会成为明天的历史；或者说，为某一特定编辑目的而拍的照片，会超越原有的界限，对公众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甚至促进世界的进步。

Elie Wiesel: 记忆的责任
    Elie Wiesel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尽管他不是摄影师或记者，他在奥斯陆纪念仪式上的演讲从根本上阐述了图片新闻的信条和责任。他的演讲唤起了人们对纳粹的回忆，那些在纳粹统治下，以政治和种族问题为借口被残酷杀害的千万犹太人和吉普塞人等等。
    Elie Wiesel目击了那场大屠杀。“我记得那既遥远又历历在目的惨剧。那是黑夜的帝国，那是惨痛的，但却是那么快地发生了。对于过去或将来，人类都会对此感到惊恐。”在回答一个青年人提出的关于他生平的问题时，Elie Wiesel说，“ 我已经尝试过了，尝试去守住那段记忆，并与那些遗忘历史的人作斗争。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会感到愧疚，我们会成为历史的共犯。然而，世界知道我们是那么肤浅，却保持沉默。那就是为什么我发誓，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对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和耻辱而沉默。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立场，选择中立只会帮助强权而非受害者，沉默只会纵容施暴者而非受苦的人。”
    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并非逐渐减少，Elie Wiesel说，“有太多的不公和遭遇在挣扎，希望引起世界的注意，饥饿、种族歧视、政治压迫等等。人权在各大洲都遭受践踏，更多的人遭压迫而非自由。” Elie Wiesel认为，如果没有人替那些受难者申张正义，去帮他们传达他们的梦想和期许，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纪实摄影师的责任，记录那些遭受痛苦和破坏的地方。当代报道摄影需要这些记录，历史需要这些记录。
    我相信报道摄影的力量可以推动世界前进，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可以调和他们的情绪，可以刺激他们的行为，所以，我确信在当今的新闻报道中，摄影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每个参与报道摄影的人都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并用手中的工具去把报道摄影的影响最大化。对于那些能抓住人心的纪实摄影来说，它们必须渗透着直接、具体的事实和感情的参与。

纪实摄影师，视觉人类学家
    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的起源；人类如何受物理、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在人类行为的基础下，种族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被社会接受的风俗和行为。在照相机发明之前，文化人类学家依赖他们的语言能力去表达他们对各种文化研究的深入观察。自摄影术发明以来，人类学家发现，照片可以为他们的观察提供稳定的视觉根据。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在与摄影记者Ken Heyman合作制作考古书籍时就发现了这一点。
    20世纪的纪实摄影师没有在人类学方面接受系统的训练和教育，但却有令人惊骇的作品，它们让社会大众深入地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存在。此外，那些照片揭示了新几内亚的远古面貌、巴西的亚纳玛尼部落、西方世界的强权、技术工人取代手工劳力，以及人类对居住环境的破坏。
    Dorothea Lange在她的文章，Photographs of a Lifetime中阐述了纪实摄影师作为视觉人类学家的角色：“纪实摄影记录了我们时代的社会情景。它反映过去，记录未来。它关注的是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人类活动。它记录人在工作、战争、玩乐中的行为，以及其他24小时、一年四季乃至一生中的循环行为。它描绘人类的组织，如家庭、教会、政府、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会。它仅仅反映表象，而是去揭示人类的行为习惯，以及这些习惯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对社会的功能、对生命的承担、对忠诚的把持。它关注劳工的工作方式和雇佣关系。它记录时代的变迁。”
    纪实摄影具备信息性和教育性，并能揭露出社会中隐藏的阶级。综观摄影史，关注社会的摄影师都集中报道过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他们经历贫穷、疾病、流浪、饥饿。人道主义要求我们注视这些社会的黑暗面。如果没有摄影，我们将可能忽略它。这些照片提醒我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份子，我们的财富是共有。
    美国纪实摄影的传统起源于Jacob Riis和lewis Hine那英雄式的作品。Riis是一名工作于New York Herald的警方新闻专员，他拍摄大量关于纽约Mulberry Bend地区的救济住房，以及人们在那里的生活状况。Lewis Hine的照片为社会提供改变的动力，特别是他拍摄的那些美国童工的照片。“美国农场安全管理协会”的摄影师拍摄了大量关于经济大萧条的照片，它们不仅记录了在经济萧条下的城市乡村剧变，而且成为促进社会改变的有力宣传支持。Sid Grossman和Sol Libsohn在1936年成立的“图片联盟”招集了大量关注社会和人道主义的纪实摄影作品。过去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前辈，确立并扩展了的影象哲学，对今天的视觉人类学家们来说是巨大的财富。

Dorothea Lange: 现实主义和善于接受的眼睛
    Dorothea Lange于30年代拍摄了大量里程碑式的纪实摄影作品，令她被列为报道摄影的巨擘。我只与Dorothea Lange只有一面之缘，在1965年她离世前不久共进午餐。Dorothea试图推动1960年代的报道摄影，就像1930年代的“农管会”摄影师记录大萧条一样。
    尽管她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我依然庆幸能有机会与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纪实主义者分享一些想法。即使在她去世后的20年，我还常常重读她的摄影著作。她从来没有讨论技术更新对摄影的影响，她谈论的是关于观察方式、关于拍摄对象、关于研究、关于理解，以及她那人道主义为先、摄影为后的思想。
    在Dorothea的著作Photographs of a Lifetime里，她的一些文字令人深刻。没有刻板的字句，只是一些不加渲染的想法，那些可应用于任何时代的纪实主义的想法：“对我来说，纪实摄影重要的不是拍摄什么对象，重要的是如何拍摄。我的拍摄方法基于以下三个考虑。第一，不干涉。我不会干预和安排拍摄。第二，一个合理的场景。无论我拍摄什么，我都尝试将照片的内容与环境有所联系。第三，一个合理的时间。无论拍摄什么，我总尝试在照片中表达它在过去与未来的位置。”
    Dorothea的第一个考虑直指报道摄影的核心：不干涉拍摄。有意义的报道摄影是建立在深刻且具备决定性瞬间的基础上的。这对于那些通过修改，背离现实的插图摄影是对立的。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没有合理的场景和记录时间，纪实摄影不能在它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接受合理评判。
    我深知，出版媒体的发展需要大两摆拍照片。在广告、编辑插图、观念摄影中，创造性的摄影是有价值的。但这些被导演的照片不属于纪实摄影。无论过去未来，纪实摄影师都将遵循这样的摄影哲学，那就是自发性的、非预演性的摄影。
    很多摄影师害怕被拍摄的对象在不停移动，那样会影响他们的构图。但是，作为自发的、写实的纪实摄影来说，摄影师必须通过变换拍摄地点，通过他们的本能去寻找一个视点，一个可以将场景拍摄得简单、明了、揭示动态变化的视点。
    与忠实于现实的纪实摄影不同，这个世界存在另一种带宣传性质的报道摄影。这种摄影可以为个人塑造出不朽的公众形象，而并非让大众了现实中的原型。
    作家兼心理学家Robert Coles在谈论Dorothea Lange时说，“她常谈及，善于观察的眼在摄影中的价值。当我们看到照片时，我们会对照片所记录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中交错复杂的线索进行研究。显然，这是让每个人最接近客观事实的方式。然而，用这种方式进行研究的行为是稀有的，因为大部分单纯追求视觉而牺牲了广度和深度的摄影师是没有那样的热情去进行思考和分析。”
    现实主义和善于观察的眼是纪实摄影的关键。

纪实摄影师眼中的世界
    这是一个强烈的误解，难道纪实摄影的主题只应该是社会问题吗？这个误解是由于很多纪实摄影师都关注贫穷、饥饿、战争、灾难等问题。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现实主义已等同于“训练摄影的垃圾箱”——描绘的是沮丧和失落。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纪实摄影都关注阴暗面和生命的臆断，但它并不必须如此。
    我担心的是，由于被阴暗面所占据，纪实摄影师会错过其他值得拍摄的主题。这个世界并不只是问题的结集；人们会经历快乐和绝望。这个社会总会有值得被拍摄的、积极美好的一面。现实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摄影师应该在工作中寻求平衡点：可以选择一些赞美生命的主题，同样也可以曝光一些贬低生命的主题。
    我总是乐观地认为，纪实摄影的重要性会被最终得到申张。作为人类历程的见证和客观记录，没有什么比纪实摄影更合适了。纪实摄影师可以把世界看成是暴行、死亡、毁灭的蒙太奇，或者他们可以欣赏生命的多样性。纪实摄影是宽容的，它可以容纳不同的观点。
    我的报道摄影哲学崇尚的是，一致性、内容和传统的故事陈述方式。但这并不代表报道摄影或纪实摄影不应该尝试新的观察方式、新的故事陈述方式，或实验性的作品。如果有更多创新的作品出现，我们的杂志和报纸大概可以少用那些刻板的照片和观念。我们对一个事件的解读或许夸张或许客观，但这都已经开始盲从了；我们要努力鼓励那些有思想深度的出版物，谨慎地使用那些有寓意和象征的照片。
    在编辑团队里，各个部门都可以通过协商去减少编辑过程中的矛盾。摄影师必须继续拍摄有意义的照片；图片编辑必须继续为那些照片争取出版的空间；编辑必须意识到真实图片的力量；所有的新闻记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对公众有告知的责任。
    当今，纪实摄影师的最大挑战就是，处理那些并无视觉表现的对象，善辨地抓住简单的瞬间并转化成视觉语言，那么，人类的经历、我们过去与现在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被记录下来供我们的后代参看。在当代摄影体系中，艺术摄影将占据更大的比例而纪实摄影在萎缩，这是危险的信号。对比过去，今天的纪实摄影在面对那些反人类的事件时，更需要增加视觉和文字的报道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