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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本文为节选翻译,原书还有170多张图片,本书简体中文版的出版,请关注本站报道。

  • 第一部分 人类的视觉自传:报道摄影的基础
        第三节 关怀摄影师(The Concerned Photographer)


    摄影结合了那些自发性和直接的元素,表明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就是这样真实的”,并且通过奇妙的魔力使之成为活生生的照片。这些照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会越来越有意义。
    ——Dan Weiner, The Concerned Photographer


        我的报道摄影生涯是丰富的,因为我一直扩大与摄影师的联系,他们热爱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不断自我完善,他们不把摄影单纯看作经济来源。这些性格特征就是关怀摄影师的定义。黑星图片社的关怀摄影师名单是冗长并另人注目的;在名单上的人都是与我知心的,他们共同分享我的新闻报道哲学。

        辨别纪实摄影和关怀摄影的界限是微妙的。关怀摄影师是纪实摄影师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对人类和人性的关怀是卓越的,是完全奉献的。记得有一次,我问James Nachtwey在报道战争状况时,如何选择站在哪一边。他简单却意味深长地回答,“我站在人道主义那边,这是唯一你可以选择的。”关怀摄影的殿堂里的那些摄影师,都是选择人道主义胜过自我利益,同情多于冷酷的。

    Cornell Capa与关怀摄影师
        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的创始人Cornell Capa虽然没有明晰定义“关怀摄影师”,但他用了一个概括报道摄影传统的词汇在形容这样的摄影师。这个词汇将成为摄影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就像Henri Cartier-Bresson的“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和Edward Steichen的“人类大家庭”(family of man)一样。
        作为摄影师和报道摄影的拥护者,Cornell Capa用一种单纯的心态去追逐他的职业生涯,这种单纯的心态跟他的哥哥Robert Capa有着莫大的关系,后者在1954年于中印边境遭遇地雷而亡。Robert Capa、Werner Bischof、David Seymour、Dan Weiner等先辈的离世,使Cornell Capa决定去收集这些先辈的不朽作品,并宏扬他们所代表的传统。
        作为报道摄影师,Cornell Capa在1965年为纽约河畔博物馆的艺术指导Oriole Farb计划策划一个摄影展,展出Robert Capa、Werner Bischof、David Seymour、Dan Weiner、Andre Kertesz、Leonard Freed等人的作品。河畔博物馆自从30年代展出过Lewis Hinn的作品后,再也没有举办摄影展。Farb希望这是个有主题的摄影展,就像“人类大家庭”那样。于是她向Cornell Capa提出,找出一个可以将影展中各摄影师的作品联合起来的主题。
        Cornell Capa为这个问题绞尽了脑汁。最终,在1965年12月,Capa从水路前往墨西哥的途中,突然灵光闪动,他对妻子说:“我们一直在谈论Bischof、David Seymour、Weiner等人代表的传统,但我们说了更多,都没有解释这种传统是什么。它们的作品总联系着对人类的关怀,不是被他们的风格所主宰的。”就次,“关怀摄影师”这个词汇被铸造了。这成为河畔博物馆的影展主题,以及相关出版物的名称。
        为了给“关怀摄影”更精确的定义,Cornell Capa从Lewis Hinn处获得灵感。Lewis Hinn写到“有两种事情是我想做的,我想呈现那些被惩戒的事,也想展现那些被传颂的事。”Cornell Capa发现,他应该把关于“关怀摄影”的摄影作品收集整理起来。于是他在1966年成立的“关怀摄影基金会”,随后在1974年,它发展为国际摄影中心。在The Concerned Photographer这本书中,Capa表达了他对摄影师工作条件的担忧,不少才华洋溢的摄影师在工作中丧失生命。“今天,大量的照片被拍摄,但没有人会对拍照前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相机的制作技术越成熟,摄影的门槛就越低。摄影正在丧失自身应得的尊重,同样,摄影也逐渐失去真实性和公信力。摄影显然是最普及的现代艺术形式,它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最重要、最有效、最普遍的,事实和意志的传播工具。但我也深信,大众传媒因出版需要而对摄影的控制,会危及我们的艺术、道德和专业标准,甚至会埋没视觉艺术家的个性。
        “关怀摄影基金会”以及它所强调的,对生活和时代记录的真实性,影响了一代年轻的摄影师,继承了纪实摄影的传统,并把这种摄影哲学传递给未来的报道摄影师。随着《生活》、《观看》和《星期六晚报》等大众媒介被电视所取代,这种哲学成为报道摄影希望的脊梁。

    那些关怀摄影师的前辈
        那六位在河畔博物馆举办“关怀摄影展”的摄影师,都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手法,不同的拍摄对象,不同的审美观念,但他们都延续了Lewis Hinn的哲学思想。
        Werner Bischof的视觉美学是简单、有力、严谨的,并带有显著的人道主义精神。Ernst Hass说:“Werner Bischof的为人可以与他的照片相提并论。他总是很幽默,有尺度的幽默。他很敏感,带男子气质的敏感。他的照片有绝对化的倾向,仿佛一颗沙石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孩童就是所有的孩童,一场战争就是所有的战争。”
        Robert Capa因那些在前线拍摄的战争照片而闻名,那些照片记录了残酷的战争,但却充满了人类的情感。他说:“我在西班牙内战时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随后,我经历了二战等惨烈的战争。我希望当这些战争都结束后,我可以成为一名失业的战地摄影师,直到终老。”只可惜事与愿违。
        David Seymour是位兼具激情与同情心的摄影师。相对与其他那些关注战争场面的摄影师,David更关注战争的无辜受害者,特别是儿童。Henri Cartier-Bresson对David这样评价,“他拿起相机的动作就像医生从袋里拿出听诊器一样,去平复他自己那颗平凡的心。”
        Dan weiner把社会意识具体化,“并试图将有意义的片段从琐碎的日常生活正提炼出来,”剧作家Auther Miller说,“他的作品不但透露出他深沉的严谨,也展现了他孩童般的好奇心。他的笑声仿佛就是他对快乐的渴望。”
        同在1966年河畔博物馆参加影展的,还有两位来自不同时代的个性十足的摄影师。其一是Leonard Freed,37岁的他当时正处于摄影生涯的鼎盛时期。他延续了Cornell Capa的理念,记录了当时的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六日战争”。他代表了一代未被肯定的关怀摄影师,Freed表示,“我突然觉得,我属于那种传统。”千千万万的摄影师追随这种传统,他们力图用视觉方式记录人类的历史。很多摄影师为之付出代价,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最后的一位是Andre Kertesz,他在Cornell Capa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位匈牙利人曾经帮助过早年的Robert Capa。在摄影圈中,Andre Kertesz的故事最为坎坷。作为一个有声望的欧洲摄影师,他在1937年来到美国,但他发现,欧洲的审美观念跟《生活》杂志华而不实的风格大相径庭。Kertesz从来也没为《生活》工作过,他起初是自由摄影师,后来成为Conde Nast出版社的合约摄影师。在纽约的生活使Kertesz感到痛苦、幻灭和孤独,因为摄影圈子并不欣赏他的作品。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使这位传统的纪实摄影师重新活跃起来。
        在1964年,John Szarkowski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了一次Andre Kertesz的影展,展出了40幅作品。随后,瑞士著名摄影杂志Camera Magazine的主编Romeo Martinez发表了一篇关于Andre Kertesz的特稿。Cornell Capa带着kerstesz的作品推荐给身在布拉格的出版人Anna Farova,这位艺术史学家曾为众多摄影师出版画册。最后,Capa把Kertesz带到日本举行影展,在那里,他最终获得认同和尊重。也是在日本,Kertesz从大英百科全书的Frank Gibney处获得工作机会。
        某种一样上说,默默无闻的Kertesz是因为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才没有被埋没。而其中,Cornell Capa扮演了重要作用,“他将一只禁锢在自我枷锁里的鸟放飞出来”。Kertesz的作品影响了随后的一代摄影师。
        1972年,Cornell Capa出版了《关怀摄影师2》,新增加了8位摄影师的作品:Don McCullin,对战争的痛恨促使他去记录了众多战争和冲突,如Cyprus、the Congo、Biafra、Vietnam、Cambodia、Northern Ireland、Bangladesh; Ernst Hass,探索自然界之美;Marc Riboud,寻求人类的共性;Dr. Roman Vishniac,记录了犹太人在欧洲的悲剧;Hiroshi Himaya,表达了日本人民对环境的重视;Gordon Parks,诠释了黑人面临的种族歧视问题;Bruce Davidson,深入观察了纽约的黑人生活区;Eugene Smiths,用图片故事赞美了生活和人性精神。
        “关怀摄影的传统是依然存在的,”Cornell Capa说,“令我惊讶的是,全世界有很多摄影师依然坚持在没有资助的条件下进行这样的工作。就像是一种信仰。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关怀,以及他们坚信这对我们的时代是重要的、中肯的。

    其他关怀摄影师
        关怀摄影可以帮助改变世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遇到很多知名度较低的摄影师,他们有着非凡的贡献和激情。关怀摄影同样能变成“倡导型摄影”(Advocacy Photography),其中,摄影师会带着明确的目的,更主观投入地,阐述一个主题。
        Stephen Shames曾经用七年完成一个关于美国贫困儿童的专题,作为一个关怀摄影师,他成功地使用摄影这个工具去改变社会的面貌。在他拍摄这个专题期间,他跟他的拍摄对象同吃同住。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条件下,使Stephen更接近贫苦的人,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分担他们的痛苦,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他们。这都在他的照片中反映出来。与拍摄对象一起生活,通常会模糊了主观报道和客观报道的界限。有更多主观参与的新闻报道可能会带有摄影师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但这样也同样使摄影师有更深入的观察力和揭示力。
        综观摄影史,摄影师用他们的相机去推广他们的关注的社会与环境事件。William Henry Jackson就是这样的摄影师。他的湿板照片帮助说服美国国会把黄石自然区指定为第一个国家公园,为后一带的摄影师留下这块瑰宝,达到了他初始的目的。
        另一位是Matt Herron,他自成一格,且是一个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激进份子。同时,他也是为报道摄影师,善于用摄影对他选择的主题进行抗争,我们称之为“对立摄影”(Confrontational Photography)。使用这种方式意味着反对暴行,并直接地对抗它,勇于作为冲在最前线的见证者。他这样做,是希望能通过把观察到的暴行戏剧化,达到扩大影响的目的。
        我第一次与Matt Herron碰面是在1963年,当时,他正在组织“南方纪实计划”。这个计划并不是为了拍摄民权斗争,而是那存在戏剧性对立的人与土地的背景。他梦想建立一个个人的档案,包括朝鲜战争期间的“贵格会”和反战情绪。Matt是“宾州种族平等议程”第一章的三个起草者之一。1962年,他与William Sloane Coffin牧师一起入狱。Herron跟之前提到的报道摄影师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他不仅仅作纪实摄影,而且积极地参与其中。
        1979年,Herron因抗议猎杀海豹,在加拿大被捕。当时,每年有74%的纯种白海豹被猎杀,它们仅仅3到19天大小。理论上,直接打击海豹的头部会使之直接死亡;事实上,需要好几下猛击才会至死。那些猎杀者是靠海豹皮获得报酬的,他们争分夺秒。解剖学家指出,有半数的海豹都是在未亡的状态下被剥皮的。Herronn成为第一个率领抗议者乘坐破冰船到达北海的人,他回忆道,“听起来像一次伟大的冒险,但如果我没有获得文字和图片约稿的话,我也许就不会去了。开始的时候,这个关于海豹猎杀的故事让一些杂志觉得老套,但最终,GEO杂志同意使用我的主意,所以我才去了。我是单独行动的,但我不确定能否达到目的,例如求证这种杀戮是否人道,海豹是否濒临灭绝,这种杀戮是否当地经济不可或缺的来源。”
        那是一次不可至信的行动,抗议者的目标是破坏白海豹的商业价值。他们会往海豹身上喷洒不可去除的有机染料。Herron预计,大约1000只海豹会因而存活下来。一但来到冰上,Herron马上开始工作,“我并没有参与喷染海豹的行动,因为那不是新闻报道范畴的事。尽管我也是抗议者,但我仍坚持我扮演的报道者的角色。我知道会有被捕的风险,但我想作为报道者和摄影师被捕,而不是喷染者。
        黄昏过后,已经驶过了冰洋的破冰船在夜间找到了豹群,Herron开始拍摄。突然,地平线上飞来四架直升飞机。Herron回忆道,“抗议者被驱散,像上演警察抓小偷一样。我尝试在冰上跑动,但湿滑不已。”这些照片从此不见天日,Herron被捕了,他的相机被查封。但最后,有一卷胶片被曝光,并成为事件的证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关怀摄影师为了事实的真相,可以牺牲个人安危,而Herron只是众多摄影师中的一员。
        接下来的一位是Flip Schulke。他是位孤立的人,性格古怪、精力充沛、固执。在Schulke的职业生涯了,他总是避免接受商业性的工作,而仅以报道摄影为生,对此,他引以为荣。尽管四十多年来,我和他的关系十分友好,但他对摄影和历史的负责,使我对他非常敬佩。他志趣和对社会的关怀是全方位的。“大部分年轻摄影师都使用报道摄影作为进入商业摄影的垫脚石”,Schulke对次感到失望,“你应该从最初开始想清楚你的信仰哲学并为之坚持。你不可能总让别人满意。当我想真正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有时会像疯牛一样对人穷追不放。”
        Schulke在其职业生涯中选择的题材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实际上,很多本杂志都使用他的照片,而且题材广泛,比如1960,年代的民权斗争和领袖|Martin Luther King, Jr.,1970年代的海底探险以及美国的太空计划。Schulke坚信报道摄影师承担的是历史学家般的角色。
        任何关于关怀摄影师的讨论,如果没有认同Sebastiao Salgado的作品,那必定是不完整的。Salgado,在1980年代,成为领导报道摄影的马格南顶尖摄影师之一。他的作品基本都在第三世界国家完成。我第一次遇见Salgado是在1982年,他获得W. Eugene Smiths纪念基金人道主义摄影大奖。他历时七年的纪实摄影作品被出版在《The Other Americas》一书中,其中记录了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瓜地马拉的乡村生活。
        Jonathan Swift说,“视觉,就是看见不可见事物的艺术。”在一个Salgado演讲的开场白中,Salgado的策展人、著名作家、摄影评论家Fred Ritchin形容Salgado是一位“让不可见的事物被看见”的报道摄影师。他发现他拍摄的人物有种幽雅、成功感、胜利感;但同时,被生活的条件和不确定性所影响的人类的尊严感、自豪感、力量感,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Vicki Goldberg写到,“Salgado是一位自我指派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使者,报道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状况。那些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控权,只能期待那些富有的人理解他们,帮助他们。Salgado拍摄的主题是很广的,从西非的饥荒,拉丁美洲的生存与死亡,到全球手工劳作的消逝。”
        出生于巴西的Salgado本是一名经济学家,1973年开始从事报道摄影。他常居巴黎,但他的作品名扬四海。他最近的专题是记录机械化与电脑化对全球手工劳动者的影响。这长期的旅程让他去过很多国家:中国、印度、前苏联、孟加拉、古巴、法国、巴西和美国。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在巴西Serra Pelada金矿拍摄的精彩照片,那些满身淤泥的淘金者在泥泞中寻找细微金块的照片。
        1980年代中期,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西非地区,在那里,因干旱而导致的饥荒威胁了千万人的生命。Salgado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西非工作了15个月,记录了医护人员努力救死扶伤,为人类尊严对抗死亡宿命的过程。记录这个岁月的照片中,没有比Salgado的更能为人与自然的命运作出警示了。
        关怀摄影师的名号并不会为摄影师赋予神圣的定义,但如果有的话,Salgado必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每个人都会认为,他的作品给他带来无与伦比的荣耀和财富。Salgado的工作都由全世界的主要杂志资助;他的印制品被收藏者和影像机构大量收藏。被关注和流言并不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没有一个人去质疑Salgado的拍摄动机和工作收入。可以断言,他那些关于不幸和灾难的照片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并且对这个世界的两极差异有更深刻的理解。
        有时,这个世界让我们感到精神紧张和沮丧。Edward Steichen在他的90岁生日演讲中说到:“在我起初对摄影感兴趣的时候,我认为它全然是一块芝士。我会把它当作纯艺术的一种形式。但今天,我是究竟不当它那么一回事了。摄影的使命就是,去诠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之间的微妙。那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而却像一棵娇嫩的植物一般纯真。”
        关怀摄影师都明白,他们的声音紧密联系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根本意义的追寻。